制度与社会生活的“赛跑”

2018-03-19 00:51

原标题:制度与社会生活的“赛跑”

小说家王安忆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发言,依然颇带小说的味道。审议“两高”报告时,她先坦陈自己作为“写小说的”,“对案件、对犯罪可能特别有‘兴趣’”,又细述起自己曾经旁听的一起庭审。那桩案子里,因为身上带着手工刀、胶带,最终被判定“蓄意杀人”的被告人,说过一句让王安忆非常不安的话:“如果后来没有发生那些事情,这些细节都不能算什么。而后来发生了,这些就被纳入证据链里了。”
  说这故事,是为表明其对“两高”报告乃至司法工作的特别关注。当然报告的视角与小说家的视角不会太一样,“它们是全局性的,带有归纳,可能不是那么生动、不是那么具体”。
  但这并不妨碍两份报告被作为小说家――当然更是作为人大代表的王安忆读出特别的味道。她发现:社会生活剧变之下,“司法好像在跟社会生活赛跑”。
  五年来引发公众关注的多个案件,都源自市井日常生活,却都从个体中“释放出社会场景”,折射制度性的问题。这需要司法的及时回应,也需要更深层面制度性因素的“赛跑”。它们和诸多备受公众瞩目的案例共同出现在“两高”报告里,多少表明这两份“全局性”的报告同样不乏“具体”,甚至也可以“生动”;更重要的是,“我们的司法跟得很紧”。
  作为代表的王安忆,给出的评价不低,但期待显然更深:报告中点出个案,仍是在提醒全社会,这场“制度与生活”的赛跑远未到达终点。
  “两高”报告里出现众多个案,这两天颇得舆论赞赏。而“点名”的意义,并不只在“点名”本身。比如映射出大数据时代“透明人”无处遁形境遇的“徐玉玉案”,或是一度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猜疑的“于欢案”,又或是“聂树斌案”这样费尽周折终得纠正的冤假错案,都不只是简单的司法个案,而不同程度地指向着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关切;重提它们,也不应只是回顾过往,更应促进当下的深层建设,并由此启示未来。
  谈论法治时,人们常说两句话,一句叫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;还有一句叫“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”。司法公正总是借助个案进入人心,对于前一句,过去五年已有诸多个案判决给出了诠释,公众心中自有公允评判;后一句同样强调个案的象征意义和启示意义,但似乎还只说了一半。
  如果将司法视作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的话,那么“胜过一打文件”还不是个案的全部作用。在“胜过”文件后,人们更需要借由个案来思考背后普遍性、规律性的问题和动因,并作出相应的调适修正。拿出的可以是新的“一打文件”,可以是一套制度体系,也可以是一种机制、一种态度抑或一种精神。无论形式如何,这些都需要在更深层面回应和解决个案背后的深层关切,并且提供某种保障,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变动。
  如果人们从一起个案中读出了社会某个方面存在显著的问题,那么个案之后的制度性修正,就需要让类似问题不再重演,不再“重蹈覆辙”――谈论“制度与生活赛跑”,这或许是最基础的要求。而更好的情况是,当一些苗头性、趋势性现象出现时,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制度就能及时保障,最大程度地消弭误解、消除疑虑,带来稳定的社会心理预期和发展预期。而这正是时下讨论“制度供给”的深意。
  制度供给不是宽泛的,恰恰就是要填补空白和漏洞,通过及时性甚至前瞻性来为变动中的社会护航。这场赛跑无疑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长跑,需要全力奔跑的,当然不只是万众聚焦下的司法机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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